王翔宇｜法国人谢和耐的“中国史”

巴黎奥运会正在顺利举行。这次奥运会的开幕式也引发各种讨论，法兰西文化也因而再次被人瞩目、议论，这倒让我想起著名的汉学家法国的谢和耐来。

谢和耐是货真价实的汉学家，出版过《中国和基督教》《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》等，更因其《中国社会史》这一通史性著作而备受关注，好评不断。如果说，谢和耐讨论中国和基督教，是专题切入，层层抽丝剥茧，而蒙元入侵前夜则是断代史的片段探究，由此深入，别开生面，生动深邃，令人难忘，但谢和耐的《中国社会史》贯通古今，新见迭出，全面地描述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，他从相互影响这一角度进行深入论述，客观公正，条例清晰，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通史的扛鼎之作，并非溢美之词。

谢和耐此书的“序言”，纵论地域与居民、汉族与非汉族之少数民族、生活方式与文化、以从事发达农业为主的定居居民、草原地带的游牧居民、喜马拉雅山系及其交接地区的山地居民、华南与东南亚之混合文化、定居居民文化与中亚绿洲商人、欧亚大陆通道，等等，等等，谢和耐如此开篇布局，一改多人叙述中国文明史的既定套路，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。

谢和耐进而高屋建瓴概括华夏世界历史演变的大致梗概，他如此论说中国的古代、武士帝国、1644年之前的官吏帝国、近代中国、当代中国，谢和耐所谓中国的古代是指秦汉之前，而武士帝国则指秦汉到赵宋之前；他把1644年明亡之前的赵宋称之为中国的“文艺复兴”，赵宋灭亡，蒙古人进占，到朱明建立，他称之为独裁君主与宦官之治；1644年之后的中国，他则称之为近代中国的开端，而满清的进占到1894年，他称之为独裁家长制、从衰落到外侮；就1894年到1949年这半个多世纪，他称之为“苦难的中国”。

谢和耐此一著作的压卷是《历史新篇章：中华人民共和国》，非常简略地叙述1949年到1976年的历史，言近旨远，胜过许多废话连篇。谢和耐特别把三国到隋唐之前的历史时期称作中国的“中世纪”，而隋唐则是从中世纪到近代中国的过度年代。谢和耐在谈及此书写作目的时曾说，在数千年来不停发展的过程中，中国与远近不同的国家和地区，在政治制度、法律、技术、经济和文化生活上，都是相互影响的，正是从这种辩证的观点出发，作者对中国历史的评价，对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，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，独出机杼，自成一说，让人难忘。

论及华夏文明的一般特点，谢和耐说：由于政治功能占绝对优势，经济活动无法达到其他文明那种自主高度和专业高度，宗教活动与战争活动也不能达到这一点。无疑，华夏世界存在独立的宗教生活形式，存在战争传统与战争环境，也有过摆脱国家控制的异常活跃的商业部门，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僧侣、任何军事集团、任何商业阶层能够在中国僭取政权。这大概便是华夏世界经久不变的重大特点之一。在这方面，华夏世界有别于其他国度。

就中国思想的总特点，谢和耐称之为“荆棘丛生”，他说了这样一番话：是什么年代，属于人类哪种活动领域，处于哪种社会环境。然而，所有接触过这一国度的人都明显感觉到：这里与我们成长起来的世界极不相同，而且至今仍然如此。中国的基本传统——无论政治、宗教、审美、法律——均与印度、伊斯兰、基督教的西方迥然不同（再者，处于喜马拉雅山系这个威严屏障之外的诸文明，彼此之间有过众多的经常性接触）。中国不了解超验真理、自然幸福观念、严格的私产概念。中国推崇互补、关联、汇聚、远距作用、示范等概念，将秩序观念视为有机的总体而排斥对立物、绝对观念以及精神与物质的截然分开。中国没有求助于美索不达米亚式的详尽表格，也不使用印度式的套接排列，而却运用变化能动的象征体系。就中国思想而言，这种体系更能反映万物与世界的秩序。中国逻辑不从言语的分析出发，而是基于运用具有相反、相承价值的符号。这种重要倾向终于导致书写符号凌驾于口语之上。或许文字也与这种深层倾向有关。

谢和耐还谈及所谓“君主制”与“民主制”，他说：“我们所习惯的关于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划分，未免过于绝对化。历史上并未出现过纯粹的民主模式，中国君主制亦并非排斥任何调节机制与民众表达形式。剥削弱小、专断强暴都不是华夏世界的特产。总而言之，历史上其他民族也不见得比中国有更多的正义、更多的人道。有人可以以极其暗淡的色彩描绘中国社会史、政治史，而就欧洲情况而言，要采取同样的处理办法也并非难事。”

《中国社会史》的附录很有意思，它包括参考书目、历史纪年表、谢和耐教授主要汉学家著作目录三个部分，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大事纪年表，从中可以窥见谢和耐对研究中国历史所下的精深功夫。据该书翻译者说，《中国社会史》的英文版叫《中国文明史》，而法文版则叫《华夏世界》，30年前曾有中文译本，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，紧接着还有耿昇翻译的此书。谢和耐出生在1921年的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，他曾参加过二战，在河南生活过，也多次到中国，他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，去世在2018年，享年97岁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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